作为学生，翻开曾师的《俄苏小说研究》，首先被震撼的不是煌煌五百余页的篇幅，因为早已习惯老师笔缀不耕、隔段时间爆出作品的“基本操作”，而是字里行间那种历经数十年沉淀的、近乎执拗的学术人格。这并非一本旨在面面俱到、提供标准答案的教科书，而是一位深情的“挖井人”，在广袤的俄罗斯文学平原上，固执地掘向深处，寻找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泉眼。他的批评，已然成为一种存在方式，即以个体审美力为指南，以深潜文本为路径，在与伟大灵魂的对话中确证自身并烛照他人的精神实践。

这部著作的“主体性”，首先以一种“创造性叛逆”呈现于其对象选择和顺序排列上。目录，就是一份态度。在我看来，创作这种长年度、针对某个国别文学的评论研究，容易陷入自我的迷思中，作为一位教学、研究和翻译以及写作于一体的学者，日常涉猎广博，笔下文章诸多，难的不再是“得”，而是做到如何“舍”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——作者没有重复文学史教材中“黄金时代”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高尔基的铁三角叙事，而是将第一章的篇幅几乎慷慨地倾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并以《罪与罚》为轴心，剖析其作为“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”的哲学与艺术革命。同样，他把契诃夫、普希金置于“诗性因素”与“艺术风格”的审美透镜下，而非简单归入现实主义流派的队列。更为大胆的是把《俄国象征主义小说研究》独立成章，把梅列日科夫斯基、索洛古勃、别雷等长期被“白银时代”光环边缘化的作家请回舞台中央，郑重探讨其“哲学层面的宗教叙事”与“神秘主义的象征叙事”。这种选择就是一种价值判断：文学史不应是你追我赶的编年体记叙，更应是人类精神复杂性与艺术探索多样性的见证。曾教授以他的选择排序，重申文学不应该简化为社会注脚或政治传声筒的功利主义阅读，捍卫了文学作为“人学”的内在本质。